朱军周锡良夫妇。在援藏岁月里，两人相识相爱。

　　西藏一向充满神秘，辞职游西藏一直以来是很多文艺青年们乐此不疲的选择，人们甚至将西藏视为净化心灵的圣地。扬子晚报记者从江苏省档案馆发现，奔赴西藏，在上个世纪中叶便非常流行，只不过当年爱国青年们的目的是为了“援藏”。怀抱建设西藏的爱国情谊，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跋涉在进藏死亡线上，“天路行军”徒步进藏，在艰苦的岁月里奉献了宝贵的青春，甚至原本辉煌的一生。那段援藏历史，随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一起封存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60多年前

　　热血青年掀起

　　进藏建设热潮

　　新中国诞生之初，西藏作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后一块未解放的土地，时刻牵动着新中国领导人的神经。根据江苏省档案馆馆藏资料记载，在1949年底，毛泽东首次出访，在赴苏联途中，当专列行驶至满洲里时，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分析了国内外有利形势，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然而，号称“世界屋脊”的高原西藏，平均海拔在4000多米，想要进入西藏，需要跨越巍峨而漫长的横断山脉，这里雪山连绵，寒风刺骨，难度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精忠报国的热血青年们，却在此时满怀热情地响应党组织的号召。据历史资料记载，在上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之初，几乎在同一时段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抗美援朝，另一件就是进军西藏。在这样的背景下，激越的革命歌曲点燃了无数青年火热的心。

　　在南京有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妻，朱军和周锡良，他们便是当年这万千赴藏青年的代表。他们在援藏时相恋，并留在那里建设祖国的大西南，改革开放后才回到南京。扬子晚报记者从档案资料中看到，解放西藏和解放内地任何地方都不一样。部队进去后要留下来长期建设西藏，巩固边疆，朱军当时是18军54师的一位军人，跟随部队进入西藏。

　　然而，当时的西藏除了需要军人去建设，同时还需要一批从事医疗、文艺、通信、后勤等工作的女兵，因此，征召女兵成了当务之急。以周锡良为代表的“女兵”，便在“我要进藏”的欢呼声中加入进藏的行列，成为首批进军西藏的人，她在西藏奉献了美好的年华，成为西藏医药卫生工作的开拓者。

　　周锡良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了当年女学生们踊跃参军的热烈场面。当时是在1951年8月，周锡良就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医学院的校园里处处欢声笑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进军西藏，保卫边疆”的口号声不绝于耳。作为入学刚两年的年轻人，周锡良和同学们响应党的号召，提前毕业了。就这样，她被分配到18军卫生部，参加了进军西藏的行列。

　　跨越“天路”

　　伴着歌声，伴着呕吐

　　一群青年颠簸在进藏路上

　　进藏的路线是充满危险的，何况当初川藏公路还在建设中。周锡良告诉记者，天路艰险，但是当时怀抱报国理想的人们，却一路上唱着歌克服了种种困难。周锡良等6位同学从18军的后方机关——四川新津县城附近的纯阳观出发，准备去往西藏。周锡良老人告诉记者，纯阳观是座很大的庙。

　　之后，同学们坐上一辆运粮卡车，在颠簸的公路上行进，路上扬起浓浓的尘土，不只大家全身都罩上一层“沙罩”，眉毛、鼻子分不清并开始呕吐。但是虽然很拥挤，大家依然有说有笑，歌声不断。翻越进藏的第一座大山二郎山时，大家一路高歌《歌唱二郎山》。到折多山前时，听闻康定到了，大家睁开眼开始唱“跑马溜溜的山上……”然而折多山毕竟是甘孜路上最高的山，随车队向山上爬行，坡度渐陡，急转弯也越来越多，汽车颠簸得也很厉害，多数同学开始呕吐，驾驶员便停车安慰大家躺在米袋上不要动，到山上时刮起大风，雪花飘扬，进藏的同学们蜷缩在一起才闯过了山顶。

　　周锡良告诉扬子晚报记者，坐车其实不算辛苦，那些背着背包米袋爬山的经历更艰难。

　　在卫生部门诊室工作时，周锡良接触到了前方修路的伤病员，战士们因高原反应和超负荷的劳动病倒甚至付出生命，那些和她一样刚参军不久的女兵，每天起早贪黑，不顾天寒地冻、高原缺氧，奋力抢修机场，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她们的皮肤晒得像藏族同胞一样黝黑，晚上睡在寒冷潮湿的帐篷里忍受寒气侵袭。在周锡良所写的回忆文章中，记者看到，由于物质供应上的困难，女孩子必备的草纸（当时还没有卫生巾）供应不上，经期常有血沿着裤腿流出滴在雪地上……

　　建设西藏过程中，涉及到工作的“调动”是很困难的。周锡良对记者说，在西藏，1951年8月，昌都建立了解放政权。1952年春节后，她被介绍到昌都卫生队工作，跨越高山行军非常痛苦，打滑路段没有修路工人，车队驾驶员就将被子、帐篷垫在打滑路面通过。当没有公路可走时，就雇用牛和马，组成驮队前进，路上以夹生饭充饥，以冰雪解渴，半夜大雨倾盆时，山坡上的雨水从帐篷流过，大家只有抱着被子站在帐篷里直到天亮。

　　“开拓者”

　　先做宣传，再来看病

　　他们给西藏农奴带去了医药

　　周锡良说，1952年3月31日是进藏旅途的一个站点，也是人生旅途的新起点，在那时，自己被分配到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卫生队药房工作，一干就是27年。周锡良告诉扬子晚报记者，从到解委会卫生队那天起，自己算是转业到了地方，结束了女兵生涯，从此投身到当地的医药卫生建设中去。

　　当然，这个过程也充满了艰难险阻。

　　“解放前，藏族文化包括藏医藏药都为寺庙、贵族等少数统治者独占，广大农奴根本不知医药为何物，且对新事物很排斥。”周锡良告诉记者，当地人认为生孩子是不吉利的，因此产妇都是在牛棚里生小孩，事实上这是很危险的；他们生病后去找神婆看病，甚至吞下神婆吐出来的口水，当做良药。“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进行卫生宣传，要做工作，其次才能发展医药卫生事业。”

　　记者从历史资料《雪域高原献青春》中看到，广大部队的医务工作者积极为群众免费送医送药，让病痛患者尝到现代医药的神奇功效，逐渐得到群众的拥护。

　　“1952年3月，解委会决定成立昌都地区人民医院，虽然条件简陋，但是作为西藏成立的第一所人民医院，影响不可小视，当时康藏公路尚未修到昌都，药品供应紧张，药房除了一架天平和两个量杯以及一个小蒸馏器外，什么器械都没有，为保证不出意外，工作人员配制静脉注射液时要先在自己身上注射。”周锡良对记者说。

　　档案资料记载，1954年初，卫生队在总结各医疗队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宗（县）卫生所，这是西藏地区第一次建立起来的县级卫生医疗机构。然而，卫生所刚建立时，看热闹的人多，看病的人少。卫生所同志一边看病一边宣传科普知识。周锡良告诉记者，三岩卫生所建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影响很大。

　　“白日寺活佛对工作人员说经常腹痛，所长给他开了打虫药并叫他注意大便有无绦虫出来，结果第二天被送来一条约八米长的牛肉绦虫，卫生所同志洗净将其用酒精泡制成标本并展出，群众看后惊叹不已，看病人骤增。”周锡良说，很多人就是在生活中逐渐相信了医学。广大的医务工作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藏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为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记者手记

　　那段艰苦经历是最自豪的记忆

　　作为西藏各项事业的开拓者，当年奔赴西藏的人们，付出了太多。周锡良作为第一批进藏人员，虽然将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自然环境恶劣的西藏，但是她从来没有后悔过。

　　周锡良说，当时自己家庭出身地主，在家是娇小姐，可以说没吃过多少苦，在家人的支持下，有了读书的机会。面对建设边疆的呼声时，唯一的信念便是通过自己的力量为国家做出贡献。

　　在西藏工作时，由于条件艰苦，吃饭也是供给制，所以离开家后，也没办法贴补家里，只好将每月节省下来的微薄津贴寄回家中，供家里人种地等。改革开放之后回到南京，在脑科医院工作并退休，退休前只是主管药剂师。然而对于这些，周锡良老人不以为然，她说，从来没有后悔去西藏，而是感到非常自豪。“那段经历让我度过了非常有意义的一生。”

　　在周锡良前几年写的回忆文章《我们是西藏医药卫生工作的开拓者》一文中，她写道，“作为开拓者，面对严重缺氧等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随时有可能遭遇不测侵害的情况下，我们将生死置之度外，以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为西藏的卫生事业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回忆那段历史令我们感到无愧于国家，无愧于藏族人民，火红年代的足迹，为我的退休生活增添了乐趣。”